第二天，我被喊到了方维新办公的房间。

我以为国子监已经对他们做出处罚，他们喊我过去是因为他们想要息事宁人。

结果我一进去，方维新和刘鸿年两个人就把我打了一顿。

我面上，身上丝毫不见任何红肿淤青，他们很有技巧的把我打个半死，却不留一点痕迹。

我出了院门之后，就被一群学生家长围攻了

他们各种灵力齐上阵，打得我毫无招架之力。

他们气愤于我竟然去国子监揭发孩子们的主课老师。

他们怪我破坏了规则，给大家添麻烦。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揣度刘鸿年的喜好，知道送什么礼物能讨他欢心，大家跟他的关系处理的还不错。

如果因为我这么一闹，刘鸿年如果被学院辞退，学院再派一个老师主管班级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他们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他们要重新开始送礼，重新费心思揣摩新老师的喜好，这一切需要耗费的精力远比贵重的礼物本身更难让他们无法接受。

反正不管是谁任教，这些礼物都是要被送出去的。

而我，却在给他们添麻烦。

我以为，这里面至少有一半人是能够理解我，跟我同仇敌忾，站在一起，跟这些腐败的规则和现象做斗争的。

结果我错了，我错的离谱。

以一己之力去反抗这个病态的社会的结果就是，我被打的只剩半条命，最后还被关进了大牢，罪名是我污蔑刘鸿年受贿，我造成学院秩序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