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另外，《宋史曹勋传》记载，公元1126年，北宋为金所灭，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北迁，被扣留在金国，徽宗嘱托曹勋日后若能回南方，让他转告高宗赵构：“艺祖（宋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太祖誓碑是赵匡胤进一步巩固江山社稷的英明体现，其内容就是大宋王朝所执行的基本国策。

第一条，在善待后周宗室上，大宋历代皇帝都很认真，赐柴氏铁券文书。赵翼在《廿二史札记》记有“宋待周后之厚”。

宋太祖登极，迁周恭帝柴宗训母子于西京，易号郑王，造周六庙于西京，命周宗正以时祭享，并派官员祭拜周太祖、周世宗之陵。

建隆三年（962），迁郑王柴宗训至房州（今湖北房县）。

《新五代史》云：周世宗柴荣共有子七人，“长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让，次曰熙谨，次曰熙诲。宜哥与其二，皆为汉诛”；宋乾德二年（964），“熙谨卒，熙让、熙诲不知所终”。还有一个孩子被潘美收养了，后来颇有建树。

开宝六年（973），二十岁的柴宗训在房州去世，此距禅位已有十四年。赵匡胤素服发哀，辍朝十日，溢号恭帝，葬周世宗陵之侧旧顺陵。

郑王死后，小符太后出家号为玉清禅师，淳化四年十月（993），小符太后薨，宋廷以后礼葬于懿陵，陪于其姐西北。

柴宗训的儿子柴永琦被降封为郑国公，从此世世代代世袭爵位。

宋仁宗时期，柴宗训的嫡系断了。仁宗诏取柴氏谱系，选择柴氏旁支一名辈分最大的封为崇义公，担任了祀奉后周宗庙的职位。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又诏每郊祀录周世宗子孙一人。

至和四年（1057），封柴泳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子可袭封，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

宋神宗时，录周世宗从曾孙柴思恭等为三班奉职。

宋徽宗时，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悟。

南宋时，高宗、理宗诸朝也时有封柴氏袭崇义公之爵。

可见，在整个大宋朝，柴氏子孙所受封赏一直与宋朝相始终，宋廷如此优待亡国之后裔，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比的。

《水浒传》以此为蓝本，演绎柴家后人“小旋风”柴进，说他拥有御赐的“丹书铁券”，无论柴氏子孙犯有多大的罪过，大宋朝廷一律不予追究，说明大宋善待柴氏子孙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第二条，对于“不得杀士大夫”一项，大宋重文抑武，赵匡胤及其后继者，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守着。

太祖在平定南方各割据政权时，坚持不杀降王。如平定后蜀，召其国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请擒杀其君臣，以防生变。

太祖怒批道：“汝好雀儿肚肠！”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云：“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这在历代历代都是很少见的，开国皇帝多数都是执行“斩草除根”，赵匡胤坚持不杀他们，让他们在京城自由自在出入，而且还封官加爵。

宰相赵普好几次在赵匡胤面前说起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想把他们给法办了。

宋太祖给他的答复是：“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日后的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寻找了。”坚决不允许动他们，此后，赵普再也不敢在赵匡胤面前提起类似话题。

一代名相范仲淹曾由衷地赞叹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北宋后期出现的冗官现象，与誓碑规定的优待士大夫，不轻易诛杀大臣政策，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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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时期，陕西用兵失利，准备斩一朝臣时，宰相蔡确进谏道：“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

可见，誓碑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发着文臣士大夫的爱国热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权的文臣无所顾忌，甚至横行不法。

当然，誓约的“不杀”不等于绝对不能杀，对乱臣贼子、贪官污吏，激起民愤的，还是可以将家法放在一边而开杀戒的。

太祖在位时主要因谋反和贪污受贿罪处死过一批官吏，这是开国初期整顿吏治所必需的。《宋史》赞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

然而不杀大臣这一条大宋基本国策，得以顺利实施，都是太祖誓碑上的誓约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一条奇怪的路

赵匡胤出身行伍，为了江山社稷，他对武将的防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对各种威胁政权的事，考虑得相当缜密。

大宋的兵工厂，里面的强弓劲弩不尽其数，十八般兵刃琳琅满目。

宋神宗熙宁年间，兵工厂的管理大臣向皇上奏报，说兵工厂的道路修的很奇怪，狭窄不堪，还弯弯曲曲，不利于运输工作，请求重新增宽顺直。

当时的宰相是主张改革变法的王安石，他也主张“请直而宽广之。”

兵工厂的布局是由宋太祖当年亲自定的，这样明显不利于运输，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为什么这么布局，没人知道。宋神宗想着这是祖宗定下来的规矩，“当有远虑”，还是不要轻易改变，就没有批准。

这事没过多久，在兵工厂劳作的那些工人，因为工作苦，收入低，闹起暴动，“持兵夺门，欲出为乱。”守卫兵工厂的只有几名老兵，这些暴徒拿着最先进的武器，而且在天子脚下造反闹事，直接会威胁到国家政权。

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成百上千手持利刃的造反分子，竟然就被几个老兵给挡住了，他们在通过狭窄崎岖的道路时，只能一个一个的通过，老兵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一个杀一个，真正做到了以一敌千。

等着大部队到来，几千个暴徒全部被抓获，一场威胁江山社稷的暴乱就这样被轻松平息了。这不是神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祖宗定下来的规矩，在你没有搞懂之前，尽量的不要轻易改变。这件事，足以说明赵匡胤是真的雄才大略，他在世时制定出什么“祖宗之法”，都是有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 祖宗之法

赵匡胤雄才大略，谋略深远，他的举动有时候或许很普通，但是这可能暗藏深意，让人无法捉摸。他曾经留下三则规矩，表面看起来有些荒唐，实则大有深意。

第一条：在皇宫中圈地养猪；

第二条：皇宫中设兵工厂；

第三条：宫中的建筑不要太直立，最好是七拐八弯的。

按照常理，开国皇帝留下的祖训一般都是关于国家政令制度之类的大事，比如说不让后宫人士干政什么的，赵匡胤定下的祖宗之法竟然都是一些生活琐事。

如果你的家是农村的，十有八九，你们家会养猪，养猪是很多农村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赵匡胤要求后代在宫里养猪。

首先，他生于公元927年，生肖属猪，他或许是想把猪当宠物养；

其次，赵匡胤相信猪有辟邪的作用，猪血可以破除一切妖术；

第三，宫中每日剩菜剩饭，总归有个处置的地方。

第四，汉字“家”，上面一个宝盖头“宀”，代表房子，下面一个“豕”，就是猪。有房子有猪才叫“家”。

赵匡胤在皇宫僻静处还开辟了一块自留地试验田，四时耕种，亲力亲为，由此可知天下粮食的收成几何，猪粪正是最好的肥料。

“上行下效”，皇帝都带头养猪了，大臣、百姓也会跟风效仿，养猪的人多了，农作物肥料的供应就解决了。

养猪既可以解决土地肥料的问题，养大了还可以杀掉吃肉，或者卖了赚钱，百姓就此可以安居乐业，百姓安居乐业了国家就富强了。

这一套积极的连锁反应，它的作用也是长久深远的，直到现在，中国农村依然是坚守着这一优良传统。依靠自己的榜样力量，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这正是赵匡胤的高明之处。

宋神宗时期，神宗让王安石搞改革，皇帝想不明白为什么太祖要在宫中养猪，于是把这一条祖宗之法给革命了，亲自下旨，禁止任何人在宫中养猪。

几个月后，宫中卫士擒获了一个妖人，妖人会法术，大内卫队始终抓他不住，当卫士想要用猪血浇妖人的时候，却发现宫中没有活猪，一时半会儿搞不到猪血，最后废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妖人制住。

宋神宗这才知道养猪的好处，对太祖赵匡胤的深谋远虑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又命令宫中照常养猪，以备不时之需。

赵匡胤在皇城内部设兵工厂。

一则可以防止自己的子孙太过安逸。赵匡胤自己出身行武，他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子孙多接触接触军事，如果后代身体不行，太过娇弱，治国理政就成了难题；

二则，皇帝听到锻打兵器的声音，可以时时提醒自己，要守好江山社稷，不能太过安逸享乐；

其三，遇到紧急情况时，军事战备充足。

然而这一条祖训到了宋神宗时期，就彻底废了。皇城中时常传出锻打兵器的声音，神宗不堪其扰，就把兵工厂给迁出去了。此后的他天天沉溺于赏风弄月、花天酒地当中，皇城中没了金戈铁马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歌舞升平和欢闹声。从此，大宋被小小的西夏打的无还手之力。

把城墙给修成弯曲的形状，抛弃传统城墙的方正流直。

赵匡胤一生经历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役，他对城墙的理解，肯定非常人所能理解。为了攻取南唐的寿州城和北汉的太原城，赵匡胤可是吃了不少苦头，那个太原城，赵匡胤到死都没能攻下来。弯曲的城墙在防御上，那是处处可以打伏击，处处都是口袋阵，攻城的敌兵，一进入攻击范围，就会被早早歼灭，可以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神效。

还是喜欢变法的宋神宗，对祖宗的这种设计理念非常不满，在他看来，只有方正的城墙才能显示皇家气派，只是碍于国库里的银子不多，否则，早改了。到了文艺范的宋徽宗当家后，大宋城墙基本上都被改直了。

谁料想，这一改，大祸就来了。

靖康之变，金兵攻打开封，在四周架起了大炮，城内的宋军无处可藏，金军顺着笔直的城墙，直接杀进了皇宫，皇帝和妃子都成了人家的俘虏。

赵匡胤高瞻远瞩，本想通过这三条祖训护佑子孙周全，也可确保自己打下的江山能够永久传承。可惜后人不是自己的直系血统，对自己的这份苦心，重视不够，最后导致国破家亡，徽钦二帝，惨死北国。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处理完家事国事之后，赵匡胤决心开始处理天下事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