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拙诚说道：“我学了多少不敢说，但总比你学的多。你大字不识一箩筐，学文件学报纸都是别人念给你听吧？你能理解多少？”

叶建卫怒了，拍着桌子说道：“中央的政策我都理解透了！中央的一切都没有错。今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里面号召我们‘凡是毛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席的指示，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人民社就是他老人家在生前作出的英明决策，我们不能有丝毫动摇。”

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敢说毛席也犯过错误，那绝对是愚蠢的行为，即使一年后证明你是正确的，但目前这一关绝对难以过去，就是郭知言也不敢维护他。

郭拙诚当然不会那么蠢，他说道：“我爸根本就没有说现在要撤销人民社，只是说扩大农民的自留地，让农民更好的搞好家庭生活，更好地为国家做贡献。

对于上级政策，我们必须理解地执行，而不是机械呆板地执行。**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在不断自我改正、自我完善中发展起来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有长征，我们就不会有遵义会议，我们就不会与苏联交恶。

你应该知道，我们工作中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四人帮’搞出来的，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将上级政策与我们的实际相结合，就如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跟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最后取得了完全胜利一样，我们不能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是错的吧？但也不能死搬硬套，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修正，对不对？其实，让农民濒一部分自留地，这在以前也不违反政策，只是数量多少的问题。”

要说说理论，就是十个叶建卫绑在一起也说不过郭拙诚，这还是郭拙诚心里顾忌太多，不敢畅所欲言，但即使如此也把叶建卫说得晕晕的，虽然他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是什么，但他知道郭拙诚说的这句话是对的，因为他在广播、收音机里常常听到。

可要让他马上改变心中的那根底线肯定不可能，他说道：“可是，如果农民有了自留地，农民的心思就会分散，就会先想到种好自己的自留地之后才能去做大队的事情，才会想起公家的事。”

郭拙诚笑道：“你的这种担忧是很可能的。”就在叶建卫以为郭拙诚认同他的观点时，郭拙诚却说道，“但是，这不正说明我们现在这种大集体方式有改正的地方吗？农民为什么愿意先种好自己的自留地再来种公家的地？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家的自留地与自家的利益更贴近。地里长出一颗蔬菜，他就可以采下来煮着吃，地里长出一箩筐红薯，他们就可以渡几天饥荒，所以他们就能尽心尽责，一定要把土地伺弄好。

而参加大队的劳动呢？不说劳动果实与自己隔了一层，更主要的是大家努力干与偷懒着干，得到的工分差不多，一个人辛辛苦苦地劳动，未必就比那些游手好闲、拈轻怕重的人能多得一些工分，年底也不能多得一些粮食，他干嘛拼死拼活地干？你是老干部了，应该知道这个是不可能靠思想来改变的々民受了几十年教育，他们干农活的热情并没有一天天增加，跟以前差不多吧，是不是？”

叶建卫虽然想否认，但作为一个内心耿直的老头，还真没有说假话的习惯，他嘴巴张了张，但没有说出来：

农民的热情岂止是没有增加，而是一天天下降了。以前刚开始结社的时候，就算是数九寒天，水面还结着冰，只要当党员的带头，农民都会赤脚下水修建堤坝，干得热火朝天。现在遇到稍微困难一点的事情，不说没有几个党员带头了，就是有人带头，其他人也是能躲则躲，能拖则拖，实在逼得没办法了，也是出工不出力。

对于农民的工分，叶建卫自己心里其实也不以为然。现在农民的工分过分统一、不分繁重缓急、不分体力的差别而只管只要出一天工就给一天的工分，最多就是分为三个等级，一个是壮劳力，一个是妇女，一个是老弱，这三个等级完全不足以区分农民付出劳动的多少，根本无法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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