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车子快要开进家属院门口的时候，马建国突然对冯师兄说：“冯队，有件事，我一直没敢告诉你。”

虽然冯师兄在几年前就已经升成了副局，可马建国还是习惯性地叫他“冯队”。

冯师兄这才将脸转向马建国，皱着眉头问：“什么事？”

马建国沉默了一会，才回应道：“上个月，有人给杨局投了一封举报信，实名举报，信上说……说你索贿。”

冯师兄的眉头皱得更紧了：“索贿？”

“不过冯队你放心，”马建国赶紧解释道：“这件事已经被杨局压下来了。我是你一手带起来的，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比谁都清楚，这种事，我反正是坚决不会信的。”

冯师兄盯着马建国看了好一会，最后才点了点头，又将脸转向了窗外。

原本马建国打算放下我们之后，再把冯师兄送回家去，可冯师兄却直接下了车，让马建国自己回去了。

冯师兄一直目送着马建国的车走远，才叹了口气：“好事不成双，祸事不单行啊。”

我有些担忧地问冯师兄：“师兄，你不会真的索贿了吧？”

冯师兄笑了笑，说：“那种事我当然不会做。杨义这个人有问题，他现在看来是发现我在调查他了，举报信的事，肯定也是他一手搞出来的。马建国今天就是给我报个信，不过他这人，老油条了，两边不得罪，一边跟我报信，一边还要帮杨义说好话。嗨，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上课。”

冯师兄口中的杨义我是知道的，他就是马建国之前提到的那个杨局，是去年下半年才调过来的新局长，我曾听师父说，杨义刚上任的时候冯师兄就觉得他不对劲，这大半年来，也一直在调查他。

人家都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可看我冯师兄的样子，好像对于举报信的事情也不怎么在意。现在唯一能让冯师兄感到苦恼的，大概就只有桃花劫的事了。

这时候赵师伯走了过来，朝我冯师兄招招手：“有义，你跟我来。”

刚才冯师兄还是一脸淡然的样子，可被我赵师伯唤了这一声之后，整个人的气场瞬间就弱了，灰头土脸地跟着赵师伯走了。

当天晚上，师父家的灯亮了整整一宿，直到第二天早上我和梁厚载去上学的时候，还能看到从师父家客厅里散出来的灯光。

看样子，赵师伯昨晚应该是和冯师兄进行了一次苦心长谈，不过至于他们究竟都聊了些什么我就无从知晓了。

我和梁厚载离家大半个月，回到学校的时候已经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了，老师在黑板上讲，我们两个就在下面自学。

那天有一节数学课，我记得高中教数学的应该是个女老师，留着一个很夸张的鸟窝头。我和梁厚载在下面自学的时候，她老是点我们两个的名，让我们两个看黑板。我明明告诉她，我半个多月没来学校了，黑板上的内容我看不懂，必须先把前面的知识弄明白，可她还是很执着地让我们看黑板，弄得我和梁厚载一点脾气都没有。

那个老师在我们学校待了没多久就转行了，我一直都不知道她叫什么。

后来换的数学老师就是我高中四年的班主任，姓刘，也就是因为这位班主任，我才能在复读一年之后顺利参加高考。不过他和鸟窝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在他上课的时候，要求所有人必须紧盯着黑板。

以至于我毕业这么多年了，见到刘老师的时候还是会叫他一声“黑板老师”，刘老师也不生气，每次我这么叫他，他都是一副很开心的表情。

刘老师说，我能那么叫他，就说明我把他记在心里了。

虽然我从小厌学，不过在十几年的学生生涯中碰到的好老师还是很多的，刘老师就算其中一个，不过他和我经历的那些事情没有什么交集，也许在这之后，我也不会再提到他了。

上午最后一节课的时候，王大朋突然跑到学校来了，他也不知道是从哪知道了我和梁厚载所在的班级，那节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看见王大朋站在教室窗外，笑着朝我们招手。

我当时上的高中就是市一中，王大朋辍学之前，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刺头，很多老师都认识他。

巧的是当时上物理课的老师原来就教过王大朋，他看到王大朋在窗户外面冲我和梁厚载招手，就用一种很鄙夷的眼怼了我和梁厚载一眼。当时我和梁厚载就坐在窗边，老师一眼就能看明白王大朋是在冲谁打招呼。

想想我，从小学开始就被老师和同学贴上了“坏学生”的标签，初中三年我好不容易将这个标签从身上撕下来，没想到高中一开课，这个标签又重新贴回了我身上，不只是我，连梁厚载这样的老实孩子也从那天开始，变成了老师眼中的不良少年。

我和梁厚载就一直低着头看课本，估计不理王大朋，可王大朋见我们不理他，竟然敲了敲窗户，一边还喊着：“道哥，出来下，找你有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