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在皮埃尔做过江苏驿邮所的顾问的份上，不好教会学生饿死老师，赵景贤请过关卓凡的示后，对杨仕全说，价格合理的话，可以谈一谈的。

接下来是“财经口”了。

新铸的“苏洋”一面世，便在市面上迅速流通开来。

人们对这种精致、闪亮、“料足”的银元爱不释手。开始的时候，颇有人想囤积居的。刘郇膏的臬司衙门盯得很紧，狠抓了几个典型，以儆效尤。待“苏洋”源源不绝地上市，流通便完全正常了。

“苏洋”很快便“走出江苏”，北至北京，南至广州，都能见到“苏洋”的身影。

开始的时候，刨去铸造成本和发行“苏洋”的银行、钱庄的佣金，估计有六、七厘的升水。但实际上，苏洋的价格折成银价一路走高，一年下来，升水已接近一成。

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说到底还是“供不应求”四字。

老百姓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高质量的本国货币，“苏洋”的受欢迎的程度迅速超过了银块和铜钱。作为一种“地方货币”，“苏洋”却事实上开始流通于全国，相对于整个中国的庞大的市场需求，“苏洋”的供应量自然是不足的。

这种局面，短期内是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苏洋的身价还会愈走愈高。

“铸币税”真是一样美妙的东西。

杨坊的上海关，月入关银已经过了百万，且还在不断增长中，而一年前这个数字还是五十万；来年即同治四年，也即1865年的关银，笃定超过一千五百万两。

这个数字，非常惊人。有清一代，之前国家岁入的最高峰出现在乾隆朝，大约四千五百万两。则单是上海关一处的收入，便等同于整个国赋的三分之一了！

上海关年过千万是意料中事，但没想到来的这么快。

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江苏、上海的长毛平得最早，因此恢复得也就最快。中国社会经济特有的“大乱之后强力反弹”的“功能”，在苏、沪一带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个，原时空上海在这个时代的历史位置和发展走向，本时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龙头，对内、对外，都成为一块巨大的“吸金磁铁”，资金、人才源源流入。

第三个，关卓凡的推动，大大加速了这一格局的形成。

做生意的人是最敏感的，“工业园”、“自贸区”虽然还未正式推行，但上高昌、下高昌大兴土木是瞒不了人的。这两块地意味这什么，先觉者无不心潮澎湃。自然就有许多人提前入沪，“预留地步”。

轩军美国查塔努加大捷传回国内，上海一直处于“上升通道”中的“投资曲线”倏然拔高。之后，随着亚特兰大大捷、萨凡纳大捷，这条曲线一次又一次“＂go　cho＂”。南逆“无条件投降”后，进入上海的资金有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江苏的情况仿佛，只是程度略逊上海罢了。

用原时空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上海已经成为了“最佳投资目的地”。

“苏洋”的发行，金融环境的改善，也加速了这个进程。

政治的清明，包括廉政专员的设立，亦与之有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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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下午要出去办点私事，很晚才能回来，今天只有中午的一更，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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