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节

刘喜把从鼠洞挖到的碎玉米扔到屋地上，急忙去了何守道家，向他打听去清河矿该坐哪趟车，正赶上何守道也要出门儿，便答应和刘喜一块儿走。地址失效发送任意邮件到 Ltxs Ba@gmail.com 获取最新地址

刘喜提出当天走，何守道问他为啥这样急，刘喜觉得何守道不是坏人，便把打马向伟的事情说出来。何守道把屋里屋外看了一遍，然后说：“还是光棍好，丢了没人找，当天走就当天走，人走家搬，没有挂牵。”他让刘喜回家收拾一下，两个人在南甸子上会齐，抓点紧，能赶上去清河市的火车。

何守道最近没往外跑，原因是受了伤，胳膊同绷带吊着，腿也瘸。他说是从火车上摔的，村里的孩子们都相信，但成年人产生怀疑，吴有金说得更直截：“什么摔的，胡说八道，我看是偷东西失了手，被人抓住打的。”

要说何守道是小偷，很多人说他冤枉。他搬到刘屯，没动过别人一针一线，也没动过队里的一草一木，和羊羔子、孙胜才不一样，村里没人防备他。

自从羊羔子和孙胜才偷了马荣的芦花鸡，这两人也从此被村里人印上污点，虽然这种污点和政治上的污点不一样，不剥夺人身权利，但一些人也像防贼一样防着他俩。孙胜才进了城，脱了干系，哪家丢鸡丢鸭都怀疑羊羔子，有人丢了鸡蛋，也以串门儿的方式到他家看看。羊羔子也看出这一点，但他不在乎，仍然干着顺手牵羊的把戏。后来，羊羔子以烈士后代的身份扛起造反大旗，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地位的提升也带动觉悟的提高，他暗暗发誓：“对那些不值钱的东西假装看不见！”但是，在大的利益面前，羊羔子还是不能手软。

今年雨季，队里的猪圈被浇倒，羊羔子以给队里往回找猪的名义把猪崽抱回家，被大胖子看见，用取笑的方式对他说：“你这个刘永烈也是空有其名，革命这么些年，还改不掉老毛病。”羊羔子瞪起眼，怒斥大胖子：“是不是你爹一摘帽你就阳棒？要那样，还给他戴上！以后你对革命者说话要注点儿意，不能随口乱咧咧。我是从队里拿回个猪崽，那不是偷，只能说是盗，你懂不懂？”

羊羔子不识字，也不完全懂得“盗”的含义，只知道小偷是小人，而“大盗”形象很高大。评书上讲，那些行侠仗义的英雄多数是江洋大盗，值得崇拜。就眼前的事来说，马荣就抱回两个小猪崽，谁敢问？你大胖子说句风凉话试试？马荣虽然谈不上侠客，最起码比你大胖子强。

刘屯人仍然继承古朴的民风，外地人在此路过，会向村民讨口水喝，村民们不但把水烧开，甚至用热汤热饭招待，贪黑走不开，村民们会把土炕烧热，让素不相识的过路人留宿。由于以后的诸多原因，人员变得复杂起来，但是，生产队的大坑上，还常常睡着去火车站的过路人。

刘屯的房屋都很简陋，很少有人家上锁，就是有锁也是摆摆样子。夏天热，睡觉时都是开门开窗，没发生行窃，没人干乱七八糟的事。如果年景不是很坏，几乎家家养鸡，鸡架设在柴垛旁，不加防护，鸡可以随意出入，只要看住黄鼠狼，就不会丢鸡。母鸡把蛋下到别处，邻居会主动送回。羊羔子和孙胜才偷马荣家的芦花鸡，是村里罕见的事，怪不得马荣大动干戈。在刘屯，有两种人最叫人看不起，一个是小偷，一个是搞破鞋，被文化人总结起来叫男盗女娼，谁家出了这样的事，几辈子都被人讲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视野开阔和思想觉悟的提高，人的认识也在悄悄变化，便产生偷猫偷狗不算贼的说法，继而发展到偷瓜偷果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偷情之事，也常有发生，都习以为然，谁也顾不得耻笑谁。

刘屯人曾经恨过大鼻子，不但是恨，而且怕，特别是女人，把大鼻子看得比瘟还可恶。后来有人考证，说恨大鼻子是源于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最严重的是那次俄日作战，外国人不但在中国大地上杀戮，还祸害中国妇女。当时的年轻女人为了避灾，都往脸上涂草木灰。后来大鼻子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帮助中国人打败小日本，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还派出专家来支援建设，中国人尊敬地称起大鼻子为老大哥。接近他们的女人不涂草木灰，而是擦胭抹粉，不但敢和他们握手拥抱，还以挎着外国人的胳膊为光荣。

刘屯人没见过黄皮肤女人挎着白皮肤的大鼻子，这些事都是听刘占山说的，刘占山把那些女人捧上天，让一些男人生出酸溜溜的感觉。

后来，大鼻子修了正，老大哥变成阶级敌人，刘屯人跟着批修，在批修的同时又在斗私。既然是捍卫人民利益的革命者，就不能存有半点儿私心杂念。把斗私批修喊得最响的当属马荣，而且有了发挥，叫做斗批私修。他这样解释：“我们都是集体的，集体的东西也是我们的，跟集体，谁也不能保留私心。妈啦巴，以队为家，缺啥拿啥。”不过，不保留私心的民兵排长也不是一视同仁，缺啥拿啥的也只能是少数人。刘永烈大名鼎鼎，拿队里的东西也要以偷论处。羊羔子不服气，和马荣产生隔阂，偷着给马荣的骂名升级，由老狗变成老狼。

别人把队里的东西弄回家叫偷，羊羔子叫盗，而马荣则叫拿。马荣把队里的两个猪崽拿回家，还振振有辞：“猪圈倒了，我不拿别人也得拿，让我们贫下中农拿走，总比坏人偷走强。妈啦巴，要让四类偷走，这些猪崽就成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帮凶。”这话传到邻队刘昭义的耳朵里，气得他结巴半天儿才憋出一句顺溜话：“世界上有个加拿大，我们中国叫拿大家。”

阶级斗争快速深入，人的思想观念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以偷为耻的刘屯人，现在也能把偷的性质明确区分。偷个人东西叫损贼，最没出息，被人看不起。偷队里的东西没人笑话，还有人追随。偷外队的东西会让人高看一眼，在村里也能扬眉吐气。但是，事情总有正反两个面，扬眉的背后是巨大的代价。偷外队风险大，被逮住要挨打，鼻青脸肿是平常事，重者被打断腿。偷本队风险小一些，和四类一起游街的滋味儿也不好受。偷个人没风险，但是很难得手，而且会遭到痛骂。同样是偷，既有光荣和羞耻之分，又有挨骂和痛打之别，互相矛盾。心里感到光荣者，往往身上受苦。

何守道身上受苦，在家眯了一个月才勉强扔掉拐棍儿。

他是在火车上作案，用手掏别人的钱包。何守道的所为，刘屯人也有所知晓，但人们也能把这种掏包的行为和被人唾弃的小偷区分开。他是偷外地人的钱，而且偷的文明，村里不但没人鄙视他，还起个好听的名字叫“小捋”，孩子们看他穿得整齐，说他有能耐，包括刘喜在内的淘气包都喜欢跟着他的屁股转。

刘喜把挖电线杆子时母亲给他的零花钱都带在身上，在甸子上等到何守道。

何守道临出门儿特意打扮一番，头顶前进帽，身着中山装，脚上穿的是一双白色篮球鞋，刚刚用粉笔涂抹过。他鼻梁上架着墨镜，挡住两只机智的黑眼睛，看上去像位绅士。只是他背的印有“为人民服务”的黄书包太土，和他这身行头搭配起来，显得不伦不类。

相比之下，刘喜的衣着可谓寒酸。母亲给他新做的对襟黑棉袄，已经开了两个纽扣，前襟和袖头被鼻涕抹得变了色，阳光一晃，映出光亮。棉裤被树枝刮出几道口子，虽经母亲缝补，还有棉花露出。棉鞋是嫂子杨秀华新做的，做得精巧，却戗不住刘喜穿，一只鞋的前脸儿开了花，另只脚的拇指钻到鞋外。天气还不算冷，可两只手在挖鼠洞的过程中被冻肿，像两个发起的小馒头。

雨雪停，太阳露出笑脸，西北风不愿和昔阳做伴，跟着流云溜走，一道晚霞布上天空。

通往小南河的土道泥泞湿滑，何守道和刘喜选择在荒甸子上走，踢飞草茬子上的冰渣，弄得鞋里湿凉。

刘喜回头看村子，影影绰绰地看到马荣出了家门，他担心马荣到家里去闹，仔细一琢磨，把心放下来：“马荣有些怵大哥，又有二哥顶着，大不了母亲向他赔个不是，再答应踢我几个腚根脚。”刘喜小声念叨：“让马荣老狗等着吧，到踢我腚根脚的时候，黄瓜菜早凉喽。”他一高兴，在草甸子上蹦跶起来，边蹦边唱：“嘿啦啦啦，嘿啦啦……”

何守道拽住刘喜，大声叫：“不许唱这破歌！”

刘喜瞪他一眼。

何守道说：“你这是反动言论，让马荣知道，得把你抓起来。”

“你胡说。”

“我咋胡说？你把修正主义叫老大哥，这是什么性质？你念过书，应该知道。”

刘喜不言语，他觉得这个不务正业的小捋也学会装腔作势。

何守道瞅着刘喜，墨镜里藏着奸笑，装作很得意的样子说：“这回好，咱俩也不用出远门儿了，我回村，把这事报告马荣，保证立功，说不准奖励我一麻袋高粱，省得再出外找食儿了。哈哈！你刘喜帮了我大忙，我的吃饭问题解决喽！”

何守道往回走。

刘喜没理他，自己往南走。

何守道喊住刘喜：“我这话你别不当真，马荣想抓你，你就是逃到清河市，也要被抓回来。你是小孩，再能耐也逃不脱无产阶级设下的天罗地网。”

刘喜变得迷惑，心里想：“这何守道算什么小捋？就是损小偷！见利忘义，还装假积极。”

何守道返回身拦住刘喜，笑着说：“这么着刘喜，我的白球鞋被泥水弄脏了，你给我擦干净，我就不给你汇报，这叫私了，还领你去清河矿。”

刘喜盯着何守道。

何守道见刘喜不动，他又说：“给你五秒钟考虑时间，你要不擦，我就回村找马荣。”

刘喜把泥鞋踩到何守道的脚面上，为了解恨，他又蹭了蹭。

何守道想不到刘喜会这样刁，生气地瞪着他，刘喜一脸嘻笑。

看到刘喜笑，何守道把墨镜拿开，对刘喜说：“看来你这小子心眼儿真不少，坏心眼儿只有一个，你把这一个坏心眼儿放在好心眼儿的上面了，好心眼儿你都留起来，总用这一个坏心眼儿，这样好啊，在世面上能混得开。我这个人哪，也有坏心眼儿，只是好坏心眼儿交叉用。实话对你说，我是个三只手，每年就干那么三两次，不是偷鸡摸狗，而是拿有钱人的钱包。人活在世上，就图个吃穿呗，吃饱喝足了，再想着挂马子，就这么点儿活头。我说给你打小报告，那是逗你玩儿，我要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早就不回刘屯的小土房子了，说什么也比刘辉混得好。”何守道问刘喜：“你小子又狠又坏，干我这行准有出息，给我当徒弟你干不干？”没等刘喜回答，他又使劲摇头，边摇边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跟我学，把你带上这条路，对不住你哥哥。”

两人在昔阳快要落地时趟过了小南河。上了岸，都觉得冷。何守道为了取暖，在大堤上跑起来，刘喜在后面追，追得气喘。何守道拉开距离就歇一歇，歇下便唱歌：

“我也一无所有，

你也一无所有，

但是我比你自由。

我在荒原放声唱，

你话到嘴边要停留。

刮风下雨你害怕，

天南海北任我游。”

一列火车从西向东开过来，刘喜和何守道登上去清河市的火车。

不是像何守道说得那样，坐火车不用票，而是他俩没买票。当然，坐不花票的火车要挤一些，别说是座位，连站的地方都是挤满人。好在旅客们都会利用空间，笨拙的躲在便所和洗手点，身材灵便的抢占行李架，车箱里挤不下，车梯上挂着年轻人。

要是夏天，挂车门是最舒适的享受，时下天气冷，这种滋味儿就不那么好受了。何守道把刘喜推进车箱里边，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刘喜的安全，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是想在火车上拿点儿“活”。

何守道经过名师指教，扒窃技艺很高超，他每年在火车上跑几趟，吃的穿的都不缺。也许是今年该他走背运，把手伸进老公安的衣兜中。老公安和盗贼打了十几年交道，称得上反扒高手。

丢掉空包的老公安对他很客气，把他“请”进公安局。公安局搞起文化大革命，一些人靠边站，又增加新鲜血液，那里的小伙子们可不怎么和善，一顿折腾后，何守道拄着拐棍回到了刘屯。

受过皮肉之苦后，何守道对自己的人生做了反思，也曾下过金盆洗手的决心。他想学刘强，当一个堂堂正正的劳动者，但又觉得刘强活得太艰难，不但是刘强艰难，他觉得整个刘屯人活得都不轻松。他们面朝黑土，头顶烈日，辛苦一年，连肚皮都填不满。相比之下，还是做小捋这行活得滋润。有吃有穿，还能挂到马子。看老逛活得多赔？辛劳一生，连个女人都找不到。但是，干小捋这行确实存在风险，时刻小心谨慎，还是被抓被打，真是应了“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老话。

何守道在犹豫之际又想到那些无缘无故被斗被打的人：“就说本村的肖艳华，她是被马文逼着通奸的，她图啥？什么也得不到，顶破天也就是马文给她一个大饼子，不是照样挨打挨批吗？还有贾半仙，就是喜欢说个鬼的，还不如肖艳华来得实惠，也跟着挨斗。那个于老师就更不用提了！辛勤教书，把学生培养成人，被他的学生打伤扔到庞妃庙的树林子里，死活未定。最近听说在泡子沿老家露了面，说不定哪天还要被那个叫满天红的黄毛丫头抓起来。相比之下，这顿打挨得不算冤，再拿活时多加小心，一定要认准对方的身份。”

何守道故意在人群中挤，寻找做案目标。满车箱都是年轻人，大部分是学生，他们虽疲惫，警惕性也不高，只可惜他们身上都没钱，把手伸进他们的衣兜里，弄不好再被他们的同伴发现，那可是赔本的买卖。

火车路过省城，在一个大站停下来，过半旅客下了车，车箱内才显得宽松，并且有了空座位。

一位瘦高个老汉上了车。

他和城里人不一样，一身破旧的对襟棉袄表明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老汉脚踏一双新做的黑色棉鞋，挺干净，像是不舍得穿。他头戴仿制军帽，把帽沿拉得很低，眼睛不看人，只注意过道和空出的座位。胳膊上挎着一个花筐，花筐里装满鸡蛋，怕别人碰，用另只手紧紧地护着，躲着旅客，寻找落脚的地方。

老汉从何守道和刘喜座位旁经过，何守道看他一眼，然后不屑地扭过头看着窗外。火车缓缓行驶，电线杆慢慢地向后移动。

他在何守道的后排找到座位，把鸡蛋筐放在座位下，可能是怕丢的缘故，又把油污的帽子盖在鸡蛋上。和老汉同座位的年轻人小声问：“大爷，你是串亲戚吧？拿了这么多鸡蛋，这礼真不薄。”老汉看了年轻人一眼，无奈地摇摇头，然后低下头沉思。年轻人觉得老汉挺实诚，又像有什么难处，便没话找话：“大爷，你上车时把帽沿拉得这么低，看啥一定不得劲儿，这是人少，人多你就抢不到座位。”老汉摸摸散乱的头发，又弯下腰看了看帽子盖着的鸡蛋，坐直身躯开了口：“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把我们叫老倒子，我这老农民，自然低人一等，把帽沿拉低就是害怕见人。”老农民带有风趣的大实话，让他身边的小伙子有了兴致，他提示老汉：“大爷，看来你很少进城，一定要记住到站，火车可不像你们农村的毛驴车，走过了再拐回来，火车是不会往回拐的。”老汉瞥一眼年轻人，他说：“不用往回拐，我去的是终点站。”

“终点站是清河市，火车开到那就是小半夜，公共汽车都要停，你到农村的路怎么走？”

“先在清河市住下。”

“住？现在还有地方住？旅店和澡堂子都改成红卫兵接待站，你除非蹲票房子。票房子里的人又杂又乱，小偷又多，你万一打个盹儿，这筐鸡蛋就没了，你可千万要小心。”

对于年轻人的善意提示，老汉很感激，便把实情告诉他：“车站附近有我一个亲戚，我想到那委一宿，唉，难哪！这筐鸡蛋不是送人的，我还得舍着老脸向亲戚借钱。”

幽暗的车灯下，好的年轻人把老汉认真大量一番。老汉自称的老脸并不老，只是印满沧桑。从老汉的表情看，他正身陷难处。年轻人问：“大爷，你是不是碰到沟沟坎坎，或者是不顺心的事。”

上车时，老汉还存有戒备心理，怕鸡蛋被众人顺手牵羊似地轰抢走，他紧紧地护着。由于身边年轻人的热心，使他渐渐放松了警惕，话也多了起来：“不是碰到小沟坎，而是过不去的大河，多亏遇到好人哪！”

听到老汉这样说，身边的人都侧过身，连寻找作案目标的何守道也侧耳倾听。老汉以为人们都关心他的事，便从头讲了起来：“我家住在清河市以南的山沟里，距市区有五十里的路程，那地方山清水秀，村里人很少得病，可偏偏该我倒霉，灾难从天而降。”老汉揉着眼睛说：“我老伴儿头上长个小包，一开始，谁也没当回事，可那个包越长越大，才想到弄点草药吃吃。吃了山上的草药不管用，又到公社卫生院去瞧瞧，卫生院的医生说是粉瘤，割开就会好，也没让住院。谁也没想到，开刀的地方不封口，流脓淌水，脑袋肿得像倭瓜，疼得受不了，才领她到城里看病。几家医院都看出她得的不是好病，对家属说得了癌症，叫做什么上皮癌，他们都说治不了，哪家医院也不收。眼看一个大活人要等死，家里人急得不得了，咬咬牙带她去了省城。在省城碰了几次钉子，最后托熟人进了省城最有名的大医院。要说这个熟人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她是给医院打扫卫生的老太太。这年头，干什么都要讲路子，有了这位老太太的引见，我们认识了一位最有能耐的老大夫，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他可不简单，那些挺精挺怪的医生都管他叫老师，听说还有教授的官衔儿。他给我老伴儿瞧了病，说能治。他的这句话，等于救了我们全家。

我们农村人，虽然日子过得穷些，不能不讲良心，老大夫帮我家捡回一条命，我们不能不表示，这不，东挪西凑，攒了这筐鸡蛋。我给老大夫送到家，可老大夫说啥也不要，他说他就乐意给病人瞧病，还说每一个病人都是他的亲人。老大夫面慈目善，说出的话让人心里热乎。因为我老伴儿得的是要命的病，需要住院开刀，他问我带了多少钱？”

讲到这，老汉低下头，用手把蒙鸡蛋筐的帽子拿开，轻轻地摸鸡蛋，看得出，他是为老伴儿的治病钱发愁。

何守道也在听老汉的讲诉，不过心不在焉，他把头转向窗外，外面一片漆黑，连从车窗旁走过的电线杆子都看不到。老汉提到钱，触动了他的经，何守道回过头，目光明显地亮了很多。

老汉用帽子把鸡蛋筐盖好，他又说：“咱那山沟里，土地不算肥，尽管铲四遍五遍地，打得粮食总是完不成任务，影响了粮食翻身仗，分值只有三、四毛钱，去掉领回的三百六十斤口粮，还有做饭用的柴禾，哪家也分不出几个钱儿。亏得我老伴儿日子过得细，又勤快，每年养口猪，又喂一些鸡鸭，换几个零花钱儿，日子也就这样过下去。要说没病没灾都好说，哪曾想大难临头啊！她得病倒下，家里的日子更没法过，让我立马拿出钱给她治病，我可真没办法。”

老汉的为难情绪感染了他身边的人，一些人帮他叹气，也有人用怒眼扫视他。怒视他的人觉得老汉是故意丑化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为，甚至不抓就不足以平民愤。但是，这不是他们的学校或单位，那些有着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者，也只好犯一次宽恕阶级弃已的重大错误。

听到老汉拿不出看病的钱，何守道眼里的亮光立刻变暗，他显得无精打采，脑袋耷拉到座前的小桌上。

老汉说：“老大夫看出了我有难处，他帮我想办法，说先把病人安排在走廊里，让我回家去借钱，还催我快一些，说病人到了这个份儿上，一分钟也耽误不得，等我交上押金，办理正式入院，他立刻实施手术治疗。”老汉扭过头看窗外，目光僵直，仿佛在黑暗中寻找给老伴儿治病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