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支持周赫煊的这种研究思路，也有很多人站出来反对，认为周赫煊的那一套属于歪理邪说。

牛津学派的加塞特就写文章反驳说：“隐喻是毫无用处的修辞格，它淹没并消解主题，除了骗稿费实在没有别的作用。在戏剧创作的时候，应该用直白的语言，直接的表达思想和主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隐喻，没有周赫煊先生分析的那么复杂，它仅仅是一种普通的创作手段，我们不应该对此进行过度解读。”

短短几天时间，英国的文化界、戏剧界就吵起来，一派支持周赫煊的观点，并就此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派嘲笑周赫煊的解读纯属多余，属于戏剧创作理念的倒退式研究。

与此同时，英国的语言学界，也开始关注周赫煊提出的认知语言学。甚至有语言学家给出版社写信，向周赫煊请教认知语言学的详细内容。

周赫煊非常大方地回信，把认知语言学从头讲述。

比如隐喻理论，在认知语言学中就分为三种，即本体隐喻、结构隐喻和取向隐喻隐喻并非只存在于文学作品当中，我们平时说话也经常用到，比如骂人说“你这头猪”。这就是隐喻，人非猪，但可以跟猪一样笨。

在回信以后，周赫煊干脆写了一篇关于认知语言学的论文，发表在英国的学术期刊上。

如今西方正在兴起一种“结构语言学”，常常以城市来命名，比如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像布拉格学派，就是专门研究“功能语言学”这一分支，美国那边还有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周赫煊提出的“认知语言学”，既不同于当下主流的传统语言学，又不同于新兴的“结构语言学”，立即引起英国诸多语言学家的兴趣，竟然在30年代中期形成一个“伦敦学派”，接着传播到美国和法国形成“巴黎学派”、“纽约学派”。

周赫煊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全新解释，在英国一直没有定论，拥护者众多，反对者也不少。反而是他提出的“认知语言学”，飞快地在英国传播开来，并开花结果酝酿出多个分支。

至40年代初，“认知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已经成为世界两大新兴语言学流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周赫煊的“认知语言学”，甚至被欧洲一些学者做为反法西斯的武器使用。因为这种语言学的理论，充分注意到不同民族的认知特点，以及对语言表达的影响，各国学者的研究结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

周赫煊也被公认为“认知语言学”的创始人，在语言学界的地位举足轻重。事实上，周赫煊只写过一篇论文而已，大致阐述了“认知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剩下的内容都要靠后来的研究者去补充。

但不管如何，后世在提起周赫煊的时候，“语言学家”这个头衔是摘不掉的。也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甚至一些周赫煊的研究者，信誓旦旦地声称周先生会说20多种语言和方言。

还有好事者编撰着花边故事，比如周先生初到某国时语言不通，跟一位当地的姑娘相爱同居并学会了那里的语言。这种扯淡的爱情传说，居然还被拍成了电影，结果被周赫煊的后人告上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