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再次，“率领三公等大臣上书，请求重新审理陈蕃、窦武以及党人的案件，一律恢复陈蕃等人的爵位，派使者去祭悼他们的坟墓，并擢用他们的子孙为官”，这也是士人们梦寐以求的，这是再给党人翻案，是在政治上肯定、褒扬他们，还拔擢党人的子孙们为官，此“恩”亦不可谓不大。

再再再次，具体到大司马、三公的任命上。

其一，董卓自任为太尉。

太尉虽无实权，在名义上却是全**队的最高统帅，董卓自任为太尉，又兼前将军，并加赐代表皇帝权力的符节，这就是“名实兼顾”，既有了名义上的统帅权，又有了实际上的统帅权，而有了统帅军队的权力在手，枪杆子里出政权，洛阳的那些公卿大臣就翻不出浪。

其二，改刘虞的太尉之职，拜其为大司马。

大司马是旧官，三代之时即有此职，掌国家武事，入到前秦，罢大司马，改置太尉，又到前汉，汉承秦制，本无大司马，而到武帝时，又罢太尉，改置大司马，汉家遂有大司马之位，终前汉一朝，此职常授给掌权的外戚，光武中兴后，初以大司马为三公之一，旋又改回太尉，从此之后，朝中就不复再有大司马之职，直到这次董卓将刘虞的太尉改为大司马。

按理说，大司马和太尉的权责一样，都是掌国家武事，都是掌国家军队的，有了太尉就不必再设大司马，可董卓却为何再次设置此职？

却是因为：董卓自知威望不足，可他又不想把“名义上掌握国家军队”的太尉一职交给别人，於是大约就听从了他的谋士们的建议，把刘虞改拜为了大司马，同时让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这样一来，他既能通过此举表示他的“谦虚”，“自愿甘居”刘虞之下，同时，刘虞远在幽州，不在朝廷，便是有了大司马之位在身，鞭长莫及，也管不了朝中军事，实际上形同虚设。

可谓两全其美。

刘虞是宗室，威信素著，名望很高，为灵帝所重，他原本的“太尉”之职就是灵帝在病故前任命的，等同是“托孤重臣”，董卓改拜他为大司马，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为了安抚他。

其三，拜杨彪为司空，黄琬为司徒。

杨彪出自弘农杨氏，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一样，都是累世三公，为东京名族，杨彪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曾担任过朝廷的太尉，他的曾祖杨震精研《欧阳尚书》，通晓经籍，博览群书，当年更是号为“关西孔子”，单就族名人望而言之，杨彪家是半点不逊色於汝南袁氏的。

现下袁绍和董卓对着干，袁隗虽表面屈从，可便是个傻子也知道，那只是“表面”，只要有机会，袁隗肯定是会不遗余力地掀翻董卓的，那么为了平衡朝中，弥补自家在洛阳根基太浅的缺陷，拜杨彪为司空，向杨家示好当然是个不错的选择。

就算杨彪不会因此而就与董卓站在一条船上，可人在低位和人在高位时不同，人在低位时可能没太多想法，而一旦到了高位，为了自身的权力，为了家族、门人弟子的利益，说不定就会有些想法出来，那么杨彪或许就会和袁隗闹些矛盾，而只要有矛盾出来，董卓便能从中得利。

拜杨彪为司寇，又拜黄琬为司徒。

黄琬也是出身名族，他的曾祖黄香是个著名的孝子，是二十四孝中“扇枕温衾”故事的主角，官至尚书令，尚书令虽无三公贵重，但却是朝廷最有实权的一个官位了，总揽朝中的一切政令，他的祖父黄琼亦名闻天下，任过朝廷的太尉，不过，董卓这次拜他为司徒，却非是像拜杨彪为司空一样，是因看中了他的家声，而是因为豫州这个地方的位置太关键了。

豫州在洛阳之东，与司隶校尉部接壤，由豫州西边的颍川去洛阳只有区区数百里，骑兵的话，朝夕至，袁绍已经逃去了洛阳北边的冀州，洛阳西边的三辅又有皇甫嵩重兵屯驻、又有盖勋“心怀不轨”，为了稳住洛阳的局面，如今洛阳东边的豫州是绝对不能再出乱子了。

黄琬名声大，人望高，让他在豫州做位高权重、拥有一州实权的“豫州牧”，董卓不放心。

所以，董卓拜他为司徒，召他入朝，而另选了孔伷去豫州上任，并不再设豫州牧，重改回为豫州刺史。

说起来，孔伷的名望虽不及黄琬，可却也是名族子弟，海内有名，可孔伷这个人只是有名而已，所擅者唯“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坐而对谈是把好手，可没什么真材实料，在能力上不行，能力上不行，又没了“豫州牧”的头衔，以董卓想来，豫州应该是暂且可以放心的了。

荀贞此回二次出访郡中士族，戏志才陪行在侧。

在车上，戏志才说道：“我闻董卓麾下有一人，名贾诩，乃智谋之士，阎忠赞其‘有良、平之奇’，观董卓近期举措，军、政兼顾，悉为妙着，想来或应是出自贾诩之手。”

董卓这一系列的举措，确实皆为妙着，既有根除何家的霹雳手段，又有向士人示好的具体举措，还借机把兵权不管是从名义上、还是从实际上都收揽到了手中，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洛阳周边军事上的隐患。

荀贞自问之，换了他是董卓，他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只可惜，董卓的这种种举措虽妙，恩威并施，奈何他却不是袁绍，就算他能借此收揽到一些士人的拥护或者中立，被他从手上摘走了桃子的袁绍却也绝不会就此罢休的。

袁绍起兵后，董卓杀了留在洛阳的袁隗等数十口袁家人，又杀了好几个他此前信用的士人，并在被迫离开洛阳前抢掠城中，火焚洛阳，种种暴行难以尽述，其中固有董卓武夫残忍本性的缘由，然荀贞设身处地的为他思之，这中间恐怕亦能不排除有“报复”的成分在内。

“你们这些士人想要的，老子都给了你们，可你们却不知足，还要闹，起兵来讨伐老子，非要把老子逼死，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子就把你们全杀了，而老子得不到的，你们也别想得到。”

事实上，在亲身经历了袁绍、董卓之争后，有句话一直徘徊在荀贞的脑海中：乱汉家者，非但是董卓，也是袁绍。归根结底，汉末之乱的根本原因是士族、外戚、宦官三方经过百余年的利益相争，终至积重难返，而直接原因也还是利益之争，往小里说，是袁党和董卓的利益之争，往大里说，是袁绍代表的部分士人阶层和以董卓为代表的部分武人阶层间的利益之争。

从六月到九月，洛阳大雨连绵不断。

时入十月，洛阳的雨水停了，在广陵的荀贞也结束了他这一番的出行造访，回到了广陵县的郡府，不久后，又一个消息从洛阳传来。

去年在并州西河白波谷重新起事的黄巾余部郭太等人和南匈奴单於於扶罗部的数千骑兵联兵侵击，号十万之众，进犯河东郡，董卓遣他的女婿牛辅统兵击之。